作者：师宁
大莲花池街7号不奇又奇的院落
西安市北城大莲花池街7号(现为63号),有一座坐东面 西的院落。这座院落，从外表看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 “长安自古帝王都”。它虽然靠近唐明皇的兴庆宫，但它既不是 金碧辉映的帝王宫殿，也不是高大的宰相府第，而是普普通通 的“寻常百姓家”。
然而，它却大有文章：“奇乎?不奇；不奇，又 奇。”
说真的，这座看来似乎很普通的房子，却又很奇特。不仅 奇特，而且还有点神秘色彩。你看，在蒋介石、胡宗南的血腥统 治下，在多如牛毛的中统、军统特务及宪兵、警察的严密监视 下，从这座房子里却不断发出飞向延安的红色电波。
西安的最 高统治者胡宗南手下的一伙，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搞清这座 房子的秘密，但直到蒋家王朝崩溃，胡宗南逃离西安时，也始 终没有揭开莲花池街7号的秘密。这不确乎奇也哉吗?
现在就让我 这座房子的主人，来“揭开”它的秘密吧!
莲花池街7号，是解放前中共西安情报处秘密机关的所在地。这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把胡宗南集团的军事、政治情报传送到延安统帅部的红色电波，就是从这里发出的。这也是 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的接收站。我们把延安新华社的广播记 录下来，在这座房子里的地下印刷所中，印成《人民之声》在西 安发送。
先说说建筑这座房子的缘起吧。
1931年秋。经宋绮云同 志介绍，叫我同上海地下党派来西安的代表严佑民同志见面。 由严佑民同志与中共陕西省委协商，征得我本人的同意后，调 我去上海接受隐蔽工作的短期训练。训练结束后，我归上海党 组织的老吴同志(即王世英同志)领导。
在上海训练时，领导同志介绍了党在上海地下斗争中使用的秘密工作室。这种秘密工作室是从里弄的门牌一号大门 进去，上到屋顶夹层，走到弄里的最末一号的屋顶夹层，然后 下到秘密的房间。据领导同志讲，这是苏联建筑工人专门替我们党修建的。这对于我后来修建莲花池街7号的秘密工作室， 有很大启发。
1939年以后，蒋介石集团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 政策。
在长期的地下斗争活动中，我觉得应该建立有特殊结构 的秘密机关，以便保卫组织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保存党的秘密 文件，躲过敌人的追捕和搜查。但使我深感需要建立秘密工作室的，还应从周恩来同志的启示说起。
周恩来的启示
我最早和周恩来同志联系始于30年代。
1936年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物资供应极端困难。不仅被服粮食供应困难，医药卫生器材和军事通讯器材则更 甚。周恩来同志指示陕西地下党组织要大力支援。
当时，我在 西北军张汉民部任军需主任。闫揆要同志任特务团团长。我 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汪锋同志是中央派到西北军杨虎城部 作统战工作的。他向闫揆要和我们传达了周恩来的上述指示。
听到传达后，我们一方面对红军的胜利到达陕北，感到无 比高兴。同时，对中央红军供应困难感到不安。我们便利用自 己的工作条件，为解决中央红军供应的困难做出努力。
经闫揆要和我商议，我以替西北军购军需的名义到上海 采购医药卫生和军事通讯器材，购到后运回陕西，转送给中央 红军。中央收到这批物资后很高兴。周恩来同志在1936年9 月23日写信给闫揆要，表扬了揆要和我们的工作。
并对我们 这些在西北军工作的党员，就党的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了重 要的指示，原信如下：
揆要同志①:
作宾②兄来，道及你的努力，我们无限敬佩。前次你 与王兄③运入各种货物，亦均收到。
党的最近主张，除汪兄①带去文件可以参照外，一切托汪兄面达。你的工作， 关系极重，应善用现在地位，将×××②造成××军③中 的抗日中心力量。
为达到此任务，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 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 标准。一切过于脱离×××军环境的行动，应加以排除。 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在部队，也要严嘱 知道你的政治立场的人坚守部属的关系，以防外泄。
余事 于电信通后再告。
周恩来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① 闫揆要，1904年生，陕西佳县人。当时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在国民党军队 做兵运工作，任十七路军特务二团团长。
② 作宾，即孙作宾，1909年生，陕西长安人。当时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组织 部部长。
③ 王兄，指王超北(1903——1985),陕西澄城人。当时受中共党组织派遣， 从事对敌隐蔽斗争和交通运输工作。
① 汪兄，指汪锋，1910年生，陕西蓝田人。当时是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 份，在十七路军做党的秘密工作。
② 指特二团。
③ 指十七路军。
此信闫揆要曾同我说起过，但时间和内容已记得不大清 楚。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正式公布了 此信。当时和我一起运送这批物资的还有武志平同志。
武志平当时在闫揆要特务团任文书。他是中共党员。解 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现已去世。武志平曾撰有专文记此 事。
武文说，周恩来信中所说的，“你与王兄运入的各项货物”, 有当时功率最大的电台、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新式照像机、 医药卫生器材和其他军用物资，足足一大卡车。
货从上海运到 西安后，闫揆要派团部副官主任雷展如用大卡车接送。经大 荔、澄县、壶梯山，送到黄龙山，红军派骑兵来接运。
一路负责运送和联络的是王超北、武志平和交通员学逵(庚申)、萧德。 澄城县的书记张鼎安及地下党员吴卜亭、刘正基等，也参加了 运送。
此后，恩来同志和我又有几次联系。在一次联系中，周恩来同志示意我要建立地下秘密工作室，以适应斗争的需要。
那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
1939年，周恩来同志由延安去 重庆，路过西安。随他同行的赖祖烈同志，在到了火车站以后， 因为有事，又返回到我的住处——雷神庙街5号。这样，我的住所和我同党组织的关系，也就被跟踪的特务发现了。从此， 敌特开始了对我的住所的监视和侦察活动。
为了应付敌特的 突然袭击，我就在当时的住地，辟了一间简便的秘密工作室， 用来保存党的机密文件。有一次，敌人突然搜捕时，我也曾在 里面躲藏过。这间秘密暗室仅容得下一个人。而且除入口外， 别无出口，保险系数很小。从长远的地下斗争工作考虑，如果 有条件，应该修建一座比这更理想的秘密地下室。
后来，周恩来同志再次路过西安，我即把赖祖烈同志回到 家被敌人发现的事告诉了他。并告诉他有一次我是躲在暗室 ,里脱险的。
周恩来同志听了之后，沉思了一下，说：“嗬!够险 的，那你就考虑一下，是否多挖几个暗室，来个'狡兔三窟’!”
停停，他又说：“胡宗南的卧室之旁是不允许共产党入酣睡的。 必须有个巧妙的隐蔽的地方。”
正是在他的启发下，促使我决 心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秘密工作室。1943年，当我们向他汇 报了莲花池街7号秘密地下工作室有三个进口和两个出口 时，周恩来同志满意地说：“好，这样安全的系数就大了。”
并风 趣地说：“这就叫做'狡免三窟’!”的确，有了这个秘密工作室，就像兔子做了三个窟，你从这里进来我从那个窟逃走。加上我 们在市内建立的群众掩护网点，西情处在西安市内的对敌斗 争，有了广阔迂回周旋的余地。
敌人虽然对莲花池街7号有很 大怀疑，把它列为“特种户口”,但敌人只知道这座房子的男主 人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过联系，而不知别的；只知男主人名字叫 王超北，而始终不识男主人的“庐山真面目”。
一万六千大洋
要修建一座理想的地下斗争秘密工作室，需要一大笔钱， 从哪里取得这笔钱呢?
说来也巧，不久，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 一笔巨款。
我的父亲是一位政治思想很保守的地主，他反对我参加 革命。为此，他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他死后留下一笔颇为可 观的遗产。我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这笔遗产便由我继承。
他 逝世三周年时，经中共驻西安代表林伯渠同志的批准，我回原 籍澄城县呼家庄，继承我父亲的遗产。我父亲生前把大批银元 和大烟土，合计约有一万六千大洋，埋藏在地下，埋藏地点只 有我继母知道。他告诉我继母，在他死后由她告诉我，以便能 增进我与继母的感情。
这笔现款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汽 车运到西安。我曾向林伯渠同志提出：把这笔款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林伯渠同志说，你还有继母在世，不应这样处理。并指示，必要时，可以移作我的秘密工作活动经费。
我就利用这笔钱购买了遭日寇飞机炸成一片瓦砾的大莲花池街7号房基地。接着，又购买了同样遭日寇炸成瓦砾的王家巷24号、24号甲及25号三处房基地。四个号门连在一起，成为南北、东西方向、面临两条马路上的一块曲尺形的房基地。面积约一千多平方米。
我以重建房屋和挖防空洞的名义， 进行秘密地下工程的兴建。工程的蓝图是我自己绘制的。西 情处负责保卫和交通工作的梅永和担任监工。建筑工人主要 是由骆伯安从他家乡临潼县雇来的。
为了保密，按照设计图纸 分段分期施工，每修好一段，就以资金欠缺为理由，把负责这 一段施工的工人辞退，然后再另雇一批。
地下室的绝密工程和关键部分，如打通莲花池街7号和王家巷24号甲之间的地道工程，都是我自己和梅永和亲自挖掘的。这样，除我自己外，即使参加修建的人，也不知道地下室的全部秘密。
这座秘密地下建筑，地面是四幢独院独门的房子，地下是 纵横交错的地道和地下室。从1940年秋季开始动工，到1943 年春天才全部完工。
这件事，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的《林伯渠传》第235页， 也有记载。摘录如下：
王超北的父亲死了，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拟 交给党作活动经费。林伯渠说，他继母尚在，不便处理；但 必要时可移作他的秘密活动经费。
随后，王超北便利用这 笔钱兴建了地下室，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向党中央提供了 大量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为党和革命作 出了许多贡献。
深邃曲折的地道
这座建筑分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
地下部分主要是地下室和秘密交通地道。地下室修在莲花池街7号后院的地下。用 一比三的灰沙砌砖。离地面5.7米。
里面有两个窑洞，即地下工作室。一个用于印刷文件，一个用于存放秘密电台。窑洞里 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有防护机器受潮的干燥设备，有存放 密码和机密文件的安全设备，还有调节空气的天窗。天窗就伪装在后院厨房的烟囱内。中午还可透进一丝阳光。
此外，还特 意挖了两口水井，一口是明的，原是一口枯水井，在后院地下 室的东北角，供传达消息和吊伙食之用。通过井口，可以随时 和地面联系，另一口暗的，在后院地下室的西北边，供大小便 和销毁文件之用。
地道有三个秘密入口和两个秘密出口。三个入口分别设 在我自己的住室和吃饭的地方。一遇到紧急情况，便马上进入 地道。地道的入口都伪装在壁柜里面，一有警报，打开壁柜里 面的活动板块，即可迅速进入地道。
出口则通向王家巷24号， 梅永和家的炕底下。如果人从王家巷进来，出口即成入口， 入口则成为出口。
地下室的地道很窄，只能一个人下去，不能两人并行。重 要转口部分，需要爬行才能通过。如果万一被敌人发现，只要 把先下去的第一个敌人打死，他的尸体就自然地堵塞了地道。 后边的人再也无从进去。
在接近收发电报和印刷文件的窑洞 的入口，又另有鹞子翻身设施。人进到这里，须爬行进入一个 小洞。翻转身躯，然后才可以继续前进，洞口设有三寸厚的榆 木盖，木盖上面还有两个近二百公斤的青石碌毒。进入窑洞以 后，只要盖好木盖，再压上青石碌毒，敌人爬在狭窄的地道里， 无法使用任何凶器。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别想进入窑洞。不要说人进不去，连水和毒气也无孔可入，就是敌人进行爆破， 顶多不过毁了地下室，里面的机密，敌人仍得不到。
至于地下 室里的人，可以从地道通路随时脱身出去。常常碰到这种情 况，当敌人来搜捕时，我或者在地下室里继续工作，或者从出 口处出去，然后混入人群，大摇大摆地在西安市大街上行走。
曲 径 通 幽 处
地面上的部分，主要是掩护地下室的。大莲花池街7号包 括三座院落，三道大门，一个偏院，大小二十几间房子。
从外面 看和西安城内一般居民住房没有不同。但这是经过特殊设计 的，7号里面有前、中、后三座宅院，前院是南北两排厢房，北 边一排三间住着一户同情共产党的房客，南边一排三间，堆放 着家具。
中院北边也是一排厢房，住着一位秘密共产党员，南 边则是一座小花坛。
后院是三间不高的两层楼房，这就是我自 己的住房，我和妻子李天筠及孩子们便住在这里。
从大门到后 院我的住房，须经三道门三座院子，这一段路大约要五分钟， 才能到达我们的住房。大门内的厢房，设有秘密电铃，这里住 的房客，表面上和主人没有多少来往，关系似乎很疏远，实际 上是专管报警的同志。
当特务突然来搜捕时，负责第一道大门 内报警讯号的同志，就随手按动装在床头的秘密电铃，当敌人 叫开大门进入前院时，我听到铃声就可准备进入地下室了。
待 敌人叫开中院、穿过后院的大门，进入上房时，就别想看到我 了。我们戏称这条三院三门的走道为“曲径通幽处”。
我曾为 此写了一首小诗。诗曰：
曲径通幽处， 庭院机关深，
敌特虽狡险， 主人何处寻?
后院有一道花墙挡住我的住房。白天，三道大门都敞开 着，女主人——就是西情处住机关的李天筠，便坐在上房门 口，装作做针线活或逗孩子玩儿。抬起头来，通过花墙，一眼就 可以看到前院来的人。
地面上的房子，也有专门架设电台的地方，上房后面的那 间并不引人注意的小小洗澡间，即藏着很大的机密。洗澡间的 天花板，是由一块块木板筑成的，靠近门的一块是活动的，揿 起这块小木板，就可以看到暗藏的电台。
在后院上房，通向楼 上的几十个木制阶梯，中间有一个阶梯是活动的，推开旁边的 木板，内有一暗箱，里面可以放密码和枪支。
后院大门上边的 木板，也可以揿开，里面的空档处，也能存放机密文件和自卫 武器。这些秘密设施，由于伪装巧妙，尽管敌人多次检查，敲壁 测房，都未能发现。
从外面看，莲花池街7号与王家巷24号、24号甲及25 号是位于两条马路、四宅四门。彼此各自成为一座院落。实际 上，却是一个整体，不仅地下彼此相通，而且地上也互相成为 犄角。
住在王家巷24号甲的，就是梅永和一家；住在王家巷 24号的，是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进步人士薛定夫老先生一家。 住在王家巷25号的是党的进步朋友张酒华医生。我们家同梅 永和家的卧室，只有一道木板墙隔着。
我家有事，拍一下木板墙，梅家便知道。我从7号偏院也可以越过墙，进入梅永和家。 我在外面联系工作，收集情报回机关时，也常常进入王家巷 24号甲的大门，然后架起梯子翻过墙或通过地道，回到莲花 池街7号。
地下工作室建成后，莲花池街7号就成了西安情报处开 展情报工作的指挥部和联络站。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 的支持，加上有了这样的秘密地下工作室，西情处就成了钻到 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行者。
7号院的女主人
大莲花池街7号，虽上有电波飞渡，下有地道纵横，内藏 巧妙机关，深邃莫测，但是不管这座建筑多么巧妙，那是死的， 没有人，就没有灵气。有了人，有了灵气，才能使这座特殊的建 筑物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
7号院的灵气，就在于女主人——李天筠。7号院建成不 久，便引起了西安警察局的注意。为躲避、防范敌人搜捕，户口 本上，我是户主，但长期在上海做生意，从不露面。这座院落全 靠女主人李天筠支撑。只要敌人来7号查户口，我就立刻躲入 地下室，我虽是7号院的建设者和工作主持者，但我只能在幕 后指挥，前台演出全靠李天筠同志。
李天筠是我生活上的亲密伴侣，同时也是我党情报工作 的忠诚战士。她和我同舟共济，并肩战斗，数十年如一日。她 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干的都是一些琐事，但都与革命工作相 关，有许多不平凡而使人终生难忘的事。
1. 亲密的伴侣，忠诚的战友
李天筠，1908年12月27日(农历腊月初五)生于陕西澄 县郭家庄，离我家呼家庄约七、八里地。她家境很贫苦，一家五 口人只有几亩薄地，遇到干旱就颗粒不收。她的父亲李保青， 给地主当了近一辈子的长工，她母亲很早就去世。她是由她的 外婆养大的。兄妹三人，弟李兴堂，妹妹就是梅永和的爱人李 雪吟。1929年，她离开家乡来西安参加秘密的革命工作。1935 年参加共产党，住机关负责掩护工作。
1924年我们俩结婚。虽然我们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而成亲的，但婚后彼此感情很好。这主要是她勤劳贤惠，更重 要的是，她出身贫苦，对革命有共同语言，能理解和支持我的 革命工作。我父亲反对我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我们父子经常吵 架，天筠一直站在我这一边，暗暗帮助我。
1927年，我在西安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因为缺乏活动经 费，便回家向父亲要钱，他分文不给。天筠悄悄告诉我父亲藏 钱的地方，帮我偷拿出了十几个大洋。为此，天筠被我父亲赶 出家门，在外整整冻了一夜。
图片
父亲见丢了钱，大喊大叫，要打我，还声称要和我断绝关 系。我无奈，要天筠和我一起离家投奔革命。她怕再不能回到 老家，见不到亲人，有些犹豫。我说，你不走，我可再不回来了。 她听说我再不回来，就立刻表示，到天涯海角也要和我在一 起。
在西安，当时我没有住处，也没有工作，不但经济拮据，而 且还要东藏西躲，其艰苦可想而知。建起大莲花池街7号的房 子后，她除了承担家务外，还要负责看守机关，应付敌人的骚 扰。一段时间，她被迫携带三个小女流落到潼关、临潼、渭南一带东躲西藏。不仅生活十分困苦，而且政治上也非常危险。
她为了革命工作，为了我的安全，为了抚育子女，个人做 出了巨大牺牲。她小时家穷，不能上学。到西安后，她向我表 示，想读书。我同意了。但只读了两个月，就因工作和家务繁 忙，不能继续读下去。她阶级觉悟高，思想品德好，又有革命斗 争经验，如果再有文化，她一定能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每念 及此，深感对不住她。
2. “新秦中吟”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7号院秘密机关的任务是 很繁重的。由于我不能露面，不能让敌人在秘密机关里见到 我，因此，所有一切家务，如有关衣食住行、带孩子，接待来往 同志和对付外边查电表的、收房捐的，掏大粪的等等，全靠天 筠一个人来料理。而最为艰巨的还是应付敌人。
李天筠最初参加地下工作时，不免有些紧张，正如她自己 所说，一听到敌人敲门，心就怦怦跳。但经过残酷对敌斗争的 锻炼，她很快就变得坚强、沉着、机智、勇敢，善于随机应变对 付敌人了。
通常是这样的：特务带着几个甚至几十个警察突然来搜 查，一阵震耳的敲门声。我立刻停止工作，消除一切痕迹，进入 地下室，这样我就安全了。但同时，一场严重的斗争在地上开 始了。天筠抱起孩子，从容开门，只身应付成群的敌特。
敌人 照例凶恶地吼道：
“你家的男人呢?”
“到上海去了!”
“干什么去了?”
“跑生意。”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当官的一挥手：“搜!”
于是，楼上楼下、地板房、卧室，乱翻一气。结果一无所获。
特务便命令式地说：
“听着，你家男人回来要立即报告!”
“知道了，只要他回来，我一定报告!”
然后扬长而去。
就这样，多年来，李天筠一直以女主人的身份，一次又一 次应付过去了敌特的搜查，化险为夷。天筠同警特的对话，使 我联想起杜甫的诗《石壕吏》。
我曾仿《石壕吏》,试作《新秦中 吟》:
暮宿莲花街， 敌特夜捉人。 翁从地道走， 主妇去开门。 吏呼一何怒， 妇诉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 翁去上海贾。 三月无书至， 生死音讯无。 室中更无人，膝下两小女， 长吏下令搜， 东屋复西屋。 搜毕不见翁， 惟见一松柏。 岿岿立中庭， 不怕风雨恶。
3. 在遇到突然袭击的时刻
在7号院秘密机关，我多次遇到敌特的突然袭击。 最危险的要算1946年夏天的一次。
那天，天气特别闷热，坐在屋里就像坐在蒸笼里一样。吃 过中饭一身汗，我要洗个澡，解解热。下午还有许多重要工作 要干。
我们估计，敌人上午刚搜查过，中午恐怕不会再来了。于 是我就在上房门后洗起澡来。不料洗到一半，从门缝透过竹帘 望去，只见人影直晃，一个警官带领几个警察已经通过二门进 到后院来了。赶上门口管警讯的同志有事出去了，没人报警按 电铃。事情来的这么突然，我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天筠一个箭步从里屋跨出，生气 地嚷道：
“我在洗澡，不要进来!”
这声音简直就像在对敌人下命令。敌人在门前停步了。
我当时也怔了一下。只见她把上衣的钮扣一解，迅速扒下 脚上的鞋袜，把脚往水里一浸，换上一双拖鞋。接着就拖过孩子，脱光衣服，推在澡盆里。这才一面装作扣衣服，一面走去开 门。
这个当儿，她猛回头发现我的一双鞋子还丢在那里，又连忙转回，把鞋塞在澡盆底下。
经过这一周折，我也就从容地躲 藏起来。好险哪!差点被敌人抓住。
没有想到，天筠竟这样胆 大机智，就像一位久经战阵的将军。
敌人一进来，劈面就凶凶地问：
“你男人回来没有?”
“没有回来。”
“为什么才开门?”
“我在洗澡。”
敌人望望澡盆，孩子正在水里玩得欢着呢!敌人无话可说了。
“搜!”敌警官一声令下，两名伪警很快地闯进各个房间， 翻腾起来。除了从书桌抽屉里看到几封男主人从上海寄回报 平安的家信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搜到。这几封家信，还是我们 有意放在那里的。
敌人临走时，给女主人下了一道训令：
“你男人回来，立即让他到局子来一趟!”
“是，他一回来就一定让他去!”女主人的回答也很干脆。
就这样，在和敌人捉迷藏式的斗争中，多年来，敌人从来 没有在机关内看到过我的身影面貌。
几次在7号院遇敌脱险后，我曾对天筠说，将来革命胜利 后，我向中央替你申请，授给你一枚胜利勋章。
她低头笑笑说： “功，我没有。我只不过是看机关、带孩子，受点苦，遭些罪罢 了。要什么勋章?只要革命胜利后，大家不再受罪就行了。
谁知革命胜利后，她受的罪，甚至比解放前更大，所遭受 的折磨更严重，每思及此，我深感有愧，因为这主要是我的问 题株连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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